教授、诗人、董事长，所窃之书决定了我们这几个人的不同人生 

　　许多杰出人士惯常用一本有价值的书来激励自己，解释成就，那当然是睿智的选择。但对我等凡夫俗子来说，在无法选择的时代，任何书都是一种机缘，常常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影响人生。我的命运就是由几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书定了轨迹。

　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我还是初中生。当时的“教育革命”已经将中学教学体系改变得面目全非，“工业基础知识”取代了物理课，“农业基础知识”也取代了化学课，至于其他课程的文本也大体上用《毛泽东选集》和《鲁迅文集》替代了。仅仅几年的时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就以清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为名，彻底扫荡了几乎所有的知识文本和教学体系，大部分书籍都被划成了反动文献或者进入“黄书”的一列。无论官方和民间，都形成了大面积的书荒，这对正“嗷嗷待哺”的我们真正是精神的窒息。如同今天的超级女声一样，当年，搜寻出一本好书就是我们巨大的成就。

　　当时，一个赤脚医生用生姜热敷在脸上治疗近视眼，流行一时。我们几位好书的朋友就参与了这种治疗。几个疗程下来，效果并不明显，医生也失去了兴趣，将我们搁置在一个工厂的办公室里自助式治疗了。在无聊地等待中，我猛然察觉到这是个占领过许多学校的工宣队的办公室，保存着各种收缴物品。急切地搜寻中，我们终于发现，墙角有个大铁柜十分沉重，好像是书柜。这不免令我们十分兴奋，紧张地盼望着。在疗程的最后一天，我和两位朋友带上了工具，在黄昏中撬开了柜子。手忙脚乱中，在发了霉的旧书堆里网罗了一大包，翻墙头，窜小巷，终于得手。

　　“分赃”就在我家。年长几岁的盛兄崇尚“学好物理化，走遍全天下”的信念，先选了一半，基本都是物理化学和哲学之类的东西，其中那本印制精美的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让我嫉恨多年。我没有选择，只好拿了东北翻译局印的竖版郭大力译本《剩余价值学说史》两册，斯大林的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，还有巴甫洛夫的《心理学》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等等杂书。另一位张某则挑了些别林斯基的美学理论、冯至诗选等。

　　我为平生惟一的一次作案惶恐了许久，工宣队的办公室被窃当时是十分严重的政治罪行，我们有太多的蛛丝马迹留在现场。至于道德上的考虑，倒从来没有成为障碍。我们熟知鲁迅书中孔乙己的名言：“窃书不能算偷，读书人的事，能算偷么？”更何况，当时许多居民将家中的藏书主动缴出以肃清流毒，书当然不是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了。

　　我们受一个当年的右派影响组织了读书会。每人负责一个领域，带头读书，在定期聚会中给大家交流心得。这样，大家可以互相激励，提高学习的效率，替代了学校的功能。我们分了许多领域，德国哲学、现代科学、国际共运史、文艺理论、儒法斗争历史等。由于这批窃书，我便不由分说地被指定成为政治经济学的负责人了。将错就错，我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似懂非懂地读《资本论》、《家庭，私有制和国家起源》等大部头了。

　　后来，大部分人都上了大学，出国留学，云游四方，多数失去了联系，成为民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。有趣的是，盛兄有那几本窃书垫底，寒窗苦读，终于在美国拿了康乃尔大学的科学哲学博士，现在回到厦门大学当教授。张某多年前便成为小有名气的诗人了。我则稀里糊涂地从剩余价值入手，从会计学到金融，也在美国拿了经济学博士。回国折腾了几遭，未能跳出命运之手，现在仍以公司价值分析为本行。

　　看来，窃书决定人生，这就是我们几个人的写照。